某种程度而言，行政给付是一种奢侈品，要提供给付，必然要求政府掌握、控制、运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给付职能越强化，给付项目越多，给付范围越广，给付越周到、充盈，意味着行政成本越高。
传统的公法、私法划分理论原本有四种—权力说（也称为主体说）、服从说（也称为实质说）、强行法说、利益说（也称为目的说）。七、结语宪法是公法，谓其属性，是相对于私法而言。
[18]宪法学者的代表性观点认为，现代民事权利直接来源于宪法上的自由权。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有众多的名称，如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宪法称之为宪法法院，法国宪法称之为宪法委员会，韩国宪法称之为宪法裁判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临时宪法称之为最高法院，古巴共和国宪法称之为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等等。[16]这一判断与某些宪法学者、民法学者所谓宪法中也有私法内容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它们与宪法学界认为基本权利规范具有第三者效力的观点，是宪法具有私法属性的两个主要论据。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3]童之伟教授也曾经提到，在当今世界与我们有较多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学学者中，除德国和受德国影响的学者比较习惯于作公法、私法划分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早已很少甚至基本不谈公法、私法划分，或很少甚至完全不从公法、私法划分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9]参见叶秋华、王云霞主编：《大陆法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2页。对于公法、私法划分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认识：(1)公法、私法的划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不同的社会关系应当采用不同的调整方法。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耶克说，法治乃是对一切立法的限制，法治只在立法者认为受其约束的时候才是有效的。
……[6]（P.99）但该条依与行为人个人行为无关的因素来科行为人以责任或强使行为人承受不利，行为人无法从公平责任或分担损失的规则中认清哪一行为属于其自由行动的范围，因此，该两条根本无法发挥鼓励行为人在考虑周遭的情况下理性地采取行动的作用，它不是行为规则，而纯以国家意志来安排人们的行为结果。该条明定以实际情况为标准，实系以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作为分担损失的决定因素。参见[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这些角色把个人束缚在各种社会共同体中，并且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和通过这种共同体，那种人所特有的善才可以实现。
‘诚信正如博基尼，虽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但是它需要高水平驾驶者和很好的道路。[17][日]五十岚清:情势变更·合同调整·再交涉义务，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5卷)，刘士国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二、他在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他的预见力所及的责任对他的行动的影响。作为自由价值重要一环的私人自治亦应作如是观。再以情势变更制度为例。自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理性的、理想性的、高级的自我，它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能从长期上进行筹划。
国家授权一说似易使人误以为自治是国家给私人的恩惠，实则近世以降自由为各国宪法明定的基本权利，国家不得不授权，授权乃是国家不可推卸的义务。在《国富论》中，斯密未使用私法这一概念，而是使用了正义之法的概念，斯密称正义之法为最为神圣的正义之法(the most sacred laws of justice)，其具体内容是：捍卫个人的生命和人格(life and person)，保全财产权和所有物(property and possessions)，以及保护许诺(promises)而应归属的权益。二、私人自治原则意谓国家让渡部分立法权，使私人成为立法者 (一)私人自治原则意谓国家授予私人立法权创设规律私人关系的规则私人自治不能被理解为与公无关的纯私性之物。如果我们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归结为私人自治的建制化，则所谓私人自治的制度化，其实正是个人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制度化。
法律行为是以引起私法效果为目的的行为，法律行为之本质，在于旨在引起法律效果之意思的实现，在于法律制度以承认该意思表示方式而于法律世界中实现行为人欲然的法律判断。不过，自20世纪中期以来，法律形式主义也盛极衰来，开始受到各法学流派，尤其是法律现实主义的攻击与批判，俨然成为了人人皆不愿与之同流的污物。
当事人的所谓‘私人自治就体现在私法行为创造法律的功能中。[30][美]阿德里安·沃缪勒:《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梁迎修、孟庆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7]（P.24）若强制性规范未明定违反该规范的法律行为的效果时，宜优先选择程度较轻的后果形式。此种品性要求，私人自治空间的自我形成相较于国家外部干预应受到优先考量与尊重。）谦抑乃是一种谦虚的品格与节制的态度。自由仅指涉人与他人间的关系，对自由的侵犯亦仅来自人的强制。[27]陈忠五:法律行为无效之规范依据，载《黄宗乐教授六秩祝贺———财产法学篇(一)》，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参见[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注：参见郑玉波:《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在20世纪末，布坎南曾尖锐地指出，在我们即将步入21世纪的时候，阻止政治化的手伸得过长，或许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25][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
而司法裁判则确认此规范遭违反之事实，并将强制行为作为不法行为之后更系于其后。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人结社的权利，……。
虽然它们限定了私人立法者的活动范围，但国家立法者在创制此类规范时，根本不知哪一具体行为人应受其规制、不知该规则将适用于行为人的何种特定情形，也不知其对行为人的计划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私人并未受制于或屈从于国家立法者的意志。由于消极自由的实质是免受直接或间接的有意的人为干涉。设若国家垄断对私人事务的一切规范性安排，断无私人自决之生机。承租人不是不应受优遇，但关键的问题是，在出租人向第三人处分其租赁物之际保护承租人时，必须设置妥适的要件，以便能兼顾出租人与承租人双方的利益。
[11][德]马克思·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远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私益与私权的保障、私域的维系均无法脱离公权力的作用或影响，私人自治的保护或限制更不待言。
毫无疑问，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总是存在一些规则选择部分合意作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合同。参见[美]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仅言及此点或许平淡无奇，但从历史沿革的视角来看待这一类型却能发现该分类实富有革命性意蕴。参见[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因此，积极援用利益衡量机制，节制行政治理惩处动辄介入法律行为之生效，于现代社会，诚属必要。显失公平制度可作为另一个例证。在现代社会，消极自由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昭示执掌权柄者，不能轻率地为增进某些看似美好的福祉，不计成本地对个体的自由空间进行肆意的限制，即使通过法律进行限制，也应当控制在尽可能合理的范围之内。存在个人的自由，乃是高度文明状态的标志。
Steven J Burton认为，法律形式主义的主张是，法律推理将能够按照明确的规则和逻辑来决定所有法律要求的行为。[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页。
因此，在自治与管制两极中作出偏爱自治的抉择具有恒久的合理性，在私域中降低公权力的影响力、减少公权力的运作具有长期的必要性。[33]（P.325）在21世纪已走过十年，正迈向第二个十年的今天，我们又何尝不应如此! 注释:该文是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FANEDD2007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7CFX018) 和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的成果形式之一。
实际情况显然不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使行为人承受不利的标准。在正义的帷幕之下，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被用来确使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得到特定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它要求对不同的人给予一种差别待遇或不平等待遇，而这与自由社会是不相容合的[6]（P.10－11）。
